前文提到企業家是台灣的媒體寵兒，他們的媒體待遇是Ａ級的，普通活老百姓，則是Ｆ(Fail)級的。有讀者認為，企業家是媒體的廣告金主，當然待遇是Ａ級的。我認為問題沒有那麼簡單，因為鴻海、台灣高鐵根本沒有廣告。我不是對郭台銘或殷琪有意見，當然也不是認為殷琪未婚生子媒體就應該挖人家隱私，只是拿這兩個例子來說明，企業家確實受到很像人樣的媒體待遇，至於嚴凱泰，根本是神的待遇了。
記者們為何對大老闆特別禮遇？這個問題真像白爛記者的笨問題，廢話嘛，大老闆走到那兒不是都該被ＰＰＴＴ（台語，狗腿之意，算是我發明的火星文好了）嗎？可是，理論上，記者不必對任何人ＰＰＴＴ，凡是採訪對象，都該一視同仁，反正都是人，給人的待遇就是了，當然，這只是理論。有些人，真的沒有受到人的待遇，活著時沒有，死後也沒有。
民國八十八年四月，台中有一名女子被人發現在住處上吊身亡，她叫吳雅雅，曾當過模特兒，當時是酒店小姐。自殺的新聞每天都有，但這則新聞當天卻做了整個彩色半版，電視新聞我沒看到，大概也是當天最煽情的大新聞。有人可能還記得，吳雅雅上吊時全身上下一身紅，還留下三封遺書，強調自己遭受極大冤屈，依照民間說法，穿紅衣自殺的人會化做厲鬼，回來找害死自己的人算帳。而吳雅雅自殺前，翡翠雜誌報導了她和藝人羅時豐有一夜情，吳雅雅的遺書中也表示「我絕對沒有害羅時豐，我們只是普通朋友，別再誣賴我曾說什麼，別再報導傷害我和家人的緋聞了」，因此，社會和媒體普遍認為她的自殺是因為雜誌報導了這段一夜情八卦。
年輕的酒店小姐和知名藝人的一夜情，一身紅衣上吊的詭異神秘，這些都是社會新聞的煽色腥要素，因此，媒體用了很多篇幅來描繪這種艷情與詭異的氛圍是可想而知的。
奇怪的是，這新聞我從頭到尾看完每一個字，卻完全看不懂。根據報導，她是因為被雜誌冤枉而自殺，那麼，這表示她和羅時豐並沒有一夜情，可是，新聞裡也有羅時豐的說法，他卻坦承有這麼一段露水情，還曾到她的住處過夜。不過事後他已向太座坦承犯下這麼一個「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」，並且取得太座諒解。
任何邏輯清楚的人看到這裡，腦袋都會打個大問號，那麼到底是有沒有一夜情？如果沒有，羅時豐為何要說有？如果有，吳雅雅為何要說沒有？邏輯是，其中一定有一個人說謊。如果是羅時豐說謊，他又有什麼動機？一個人可能會為了保護自己或傷害他人而說謊，但不會說一個對自己只有壞處的謊。所以，合理的推論是羅時豐沒有說謊，那麼就是吳雅雅說謊。可是，一個人可能會為了活下去而說謊，卻不會為了圓一個謊而去自殺，而且還穿了一身紅衣，表示自己有極大冤屈。
可是記者、編輯們顯然對這個問題毫無興趣。我特別跟跑社會新聞的同事借來那三封遺書的影印本，洋洋灑灑寫了十幾頁，看完還是找不到答案。我向兩個男同事提出這個疑問，他們也不感興趣，其中一個還說：
「噯，不過是個酒店小姐罷了！」
幾天後，我在報上讀到作家平路寫的一篇文章，才恍然大悟。原來，她顯然和我有同樣的疑問，只是她比較積極，找出翡翠那篇報導來研究，找到了答案。平路的文章大意是，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有沒有那一夜情，那麼根本找不到答案；問題的答案是在遺書中那句「我沒有打」。
打什麼？原來是說她沒有打那通向八卦雜誌記者爆料的電話。原來雜誌報導中有說，是一名自稱吳雅雅朋友的女子打電話爆的料，那名女子噪音低沈，和吳雅雅很像，記者懷疑她就是吳雅雅本人，並依此認定吳雅雅是為了炒作知名度而爆料，行為可議。
原來，讓她一身紅衣赴死的冤屈就是這個！
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她小題大作，抗壓性太低了。我卻忍不住想，如果對她來講，羅時豐代表一個偶像，一座斷背山，一段明知不可能有結果的夢，卻受到如此的抹黑，她既無法承受他的誤解，又不知如何澄清與反擊，那麼，用這種方式抗議或明志或許是她當時認為最好的辦法。
此事讓我很震撼。震撼到至今還記得這則新聞，並且常拿它來當新聞課程的教材。我告訴學生三件事：第一，不要寫讓人看不懂的新聞，也不要以為酒店小姐就可以隨便抹黑，她可能會用最激烈的手段來抗議；第二，知識雖然不一定就是力量，但知識不夠就沒有力量；第三，要報仇，就得活著，還要多讀點書，或多賺點錢，穿紅衣自殺已經證明一點用都沒有，因為那位八卦雜誌的記者還活得好好的。
吳雅雅的家人事後告翡翠記者和羅時豐誹謗，羅時豐的部分不起訴，翡翠的部分則在幾個月前定讞，獲判無罪。這則判決的新聞好像只有蘋果日報有登。事隔六、七年，台灣大概也沒有幾個人還記得吳雅雅，就連法官，大概也搞不清楚她穿了一身紅上吊的冤屈是什麼吧！
我卻忍不住要想，如果她不是酒店小姐，會不會有比較多人在乎她的冤枉是什麼？比如說，如果她是法官，或是知名企業家？
在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媒體體系下，包括美國和現在的台灣，廣告金主操控新聞內容的例子很多，但台灣媒體對大老闆們的特殊禮遇，未必和廣告有關。這種禮遇主要出自一種「自我設限」心理，而這種自我設限，幾乎等同於過去威權時代對執政者的自我設限。媒體的階級意識，幾乎是以一種不自覺的狀態呈現的，因為政治上雖然解嚴了，人心卻還在戒嚴，人心勢利，媒體也勢利。吳雅雅是一個註腳，郭台銘、嚴凱泰、殷琪也是註腳。
記者們為何對大老闆特別禮遇？這個問題真像白爛記者的笨問題，廢話嘛，大老闆走到那兒不是都該被ＰＰＴＴ（台語，狗腿之意，算是我發明的火星文好了）嗎？可是，理論上，記者不必對任何人ＰＰＴＴ，凡是採訪對象，都該一視同仁，反正都是人，給人的待遇就是了，當然，這只是理論。有些人，真的沒有受到人的待遇，活著時沒有，死後也沒有。
民國八十八年四月，台中有一名女子被人發現在住處上吊身亡，她叫吳雅雅，曾當過模特兒，當時是酒店小姐。自殺的新聞每天都有，但這則新聞當天卻做了整個彩色半版，電視新聞我沒看到，大概也是當天最煽情的大新聞。有人可能還記得，吳雅雅上吊時全身上下一身紅，還留下三封遺書，強調自己遭受極大冤屈，依照民間說法，穿紅衣自殺的人會化做厲鬼，回來找害死自己的人算帳。而吳雅雅自殺前，翡翠雜誌報導了她和藝人羅時豐有一夜情，吳雅雅的遺書中也表示「我絕對沒有害羅時豐，我們只是普通朋友，別再誣賴我曾說什麼，別再報導傷害我和家人的緋聞了」，因此，社會和媒體普遍認為她的自殺是因為雜誌報導了這段一夜情八卦。
年輕的酒店小姐和知名藝人的一夜情，一身紅衣上吊的詭異神秘，這些都是社會新聞的煽色腥要素，因此，媒體用了很多篇幅來描繪這種艷情與詭異的氛圍是可想而知的。
奇怪的是，這新聞我從頭到尾看完每一個字，卻完全看不懂。根據報導，她是因為被雜誌冤枉而自殺，那麼，這表示她和羅時豐並沒有一夜情，可是，新聞裡也有羅時豐的說法，他卻坦承有這麼一段露水情，還曾到她的住處過夜。不過事後他已向太座坦承犯下這麼一個「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」，並且取得太座諒解。
任何邏輯清楚的人看到這裡，腦袋都會打個大問號，那麼到底是有沒有一夜情？如果沒有，羅時豐為何要說有？如果有，吳雅雅為何要說沒有？邏輯是，其中一定有一個人說謊。如果是羅時豐說謊，他又有什麼動機？一個人可能會為了保護自己或傷害他人而說謊，但不會說一個對自己只有壞處的謊。所以，合理的推論是羅時豐沒有說謊，那麼就是吳雅雅說謊。可是，一個人可能會為了活下去而說謊，卻不會為了圓一個謊而去自殺，而且還穿了一身紅衣，表示自己有極大冤屈。
可是記者、編輯們顯然對這個問題毫無興趣。我特別跟跑社會新聞的同事借來那三封遺書的影印本，洋洋灑灑寫了十幾頁，看完還是找不到答案。我向兩個男同事提出這個疑問，他們也不感興趣，其中一個還說：
「噯，不過是個酒店小姐罷了！」
幾天後，我在報上讀到作家平路寫的一篇文章，才恍然大悟。原來，她顯然和我有同樣的疑問，只是她比較積極，找出翡翠那篇報導來研究，找到了答案。平路的文章大意是，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有沒有那一夜情，那麼根本找不到答案；問題的答案是在遺書中那句「我沒有打」。
打什麼？原來是說她沒有打那通向八卦雜誌記者爆料的電話。原來雜誌報導中有說，是一名自稱吳雅雅朋友的女子打電話爆的料，那名女子噪音低沈，和吳雅雅很像，記者懷疑她就是吳雅雅本人，並依此認定吳雅雅是為了炒作知名度而爆料，行為可議。
原來，讓她一身紅衣赴死的冤屈就是這個！
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她小題大作，抗壓性太低了。我卻忍不住想，如果對她來講，羅時豐代表一個偶像，一座斷背山，一段明知不可能有結果的夢，卻受到如此的抹黑，她既無法承受他的誤解，又不知如何澄清與反擊，那麼，用這種方式抗議或明志或許是她當時認為最好的辦法。
此事讓我很震撼。震撼到至今還記得這則新聞，並且常拿它來當新聞課程的教材。我告訴學生三件事：第一，不要寫讓人看不懂的新聞，也不要以為酒店小姐就可以隨便抹黑，她可能會用最激烈的手段來抗議；第二，知識雖然不一定就是力量，但知識不夠就沒有力量；第三，要報仇，就得活著，還要多讀點書，或多賺點錢，穿紅衣自殺已經證明一點用都沒有，因為那位八卦雜誌的記者還活得好好的。
吳雅雅的家人事後告翡翠記者和羅時豐誹謗，羅時豐的部分不起訴，翡翠的部分則在幾個月前定讞，獲判無罪。這則判決的新聞好像只有蘋果日報有登。事隔六、七年，台灣大概也沒有幾個人還記得吳雅雅，就連法官，大概也搞不清楚她穿了一身紅上吊的冤屈是什麼吧！
我卻忍不住要想，如果她不是酒店小姐，會不會有比較多人在乎她的冤枉是什麼？比如說，如果她是法官，或是知名企業家？
在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媒體體系下，包括美國和現在的台灣，廣告金主操控新聞內容的例子很多，但台灣媒體對大老闆們的特殊禮遇，未必和廣告有關。這種禮遇主要出自一種「自我設限」心理，而這種自我設限，幾乎等同於過去威權時代對執政者的自我設限。媒體的階級意識，幾乎是以一種不自覺的狀態呈現的，因為政治上雖然解嚴了，人心卻還在戒嚴，人心勢利，媒體也勢利。吳雅雅是一個註腳，郭台銘、嚴凱泰、殷琪也是註腳。
